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新华社记者 邓仙来 马倩 丛佳鑫
近来，美国“斩杀线”成为热搜词。这个词形象勾勒出当下部分美国人脆弱的生活现状：一场突发疾病、一笔逾期房租，便可击穿他们的经济基础，继而引发连锁反应，令他们陷入难以逆转的生存危机。
专家指出，“斩杀线”的存在，暴露了美国民生“安全网”的严重缺陷。其根源在于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逻辑、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的“弱者淘汰”，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发展权因而被无情抛弃。
任何意外都可能是“致命一击”
新年伊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中心，大量流浪汉露宿街头。他们衣着单薄、神情呆滞，排队领取救济食品。
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这些流浪汉中不少人都曾有固定工作，如售货员、公司职员，甚至不乏中产阶层。只因突然失业或一场重病，他们触碰到“斩杀线”，生活急转直下，直至流落街头，再无翻身之力。
“斩杀线”源于多人在线战术竞技类游戏术语，特指游戏作战单位的生命值下跌至某一临界数值时，易触发对手特定技能而“一击毙命”。在美国民生语境中，还有个与“斩杀线”相关的概念，即美国联合慈善总会于2009年提出的“ALICE门槛”。
ALICE是英文“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的首字母缩写，也就是“资产有限、收入吃紧但被雇佣”。“ALICE门槛”可以看作个体或家庭维持食品、住房、育儿、交通及医疗等基本生活开支所需的最低收入水平线。
美国非营利组织ALICE联盟202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年全美有42%的家庭收入未达“ALICE门槛”，而处于“联邦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比例是13%。这意味着，约有29%的家庭收入高于“联邦贫困线”却未达到“ALICE门槛”。这部分群体面临“负担重”又“没救济”的困境，长期游离在社会政策的关注视野之外，生活稍有变故，就可能跌入“斩杀线”以下。
美国“精简”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组合经理迈克尔·格林认为，美国“联邦贫困线”的划定标准与现实严重脱节。美国政府仍在沿用1963年设定的计算公式，而数十年来美国家庭基本生活成本却持续攀升。在收支勉强平衡的脆弱状态下，任何意外都可成为导致个人破产的“致命一击”。
高昂生活成本挤压民生空间
部分美国人跌入“斩杀线”困境的直接原因是生活成本高，而体制层面缺陷和超前消费文化等因素叠加，进一步加剧其生活困顿。
首先是医疗负担。美国凯泽家族基金会近期针对美国成年人展开的调查显示，44%的受访者表示难以承担医疗开支；28%的人则说自己或家庭成员在过去一年中有过“看不起病”的经历；36%的受访者称因高昂医疗费而放弃或延迟治疗，其中18%的人因此导致健康状况恶化。
其次是税收压力。美国公民需承担名目繁杂的税种。民众在缴纳联邦税之外，还需承担州税与地方税，在加州等高税收州居民的纳税负担更重。
还有信贷风险。美国社会盛行超前消费，“寅吃卯粮”的消费模式导致不少家庭债务缠身。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数据显示，2025年第三季度美国家庭总债务攀升至18.6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较前一季度上涨1970亿美元。其中，抵押贷款是债务的主要构成部分，达13.07万亿美元。
非住房类债务规模也在增长。2025年第三季度，美国人信用卡欠款约为1.23万亿美元，汽车贷款债务达1.66万亿美元。逾期90天以上的严重拖欠违约状况占比也在上升。此外，学生贷款违约现象也日益普遍，而这通常是爆发更多个人财务危机的先兆。
债务违约一旦发生，便会引发一系列后果：包括工资被扣、不动产被拍卖、汽车等资产被处置等。债务违约者的信用评分将迅速降低，继而陷入“求职碰壁、租房无门、贷款无路”的绝境。
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李其将“斩杀线”现象归因于美国服务业价格的结构性失衡。近几十年来，美国民众的医疗、住房等服务性支出大幅上涨，一旦遭遇失业冲击，收入急剧下降，而房贷还款、医疗开销等并未减少，各类风险会瞬间集中爆发。
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分析人士认为，“斩杀线”现象并非个体偶发困境，其根源在于奉行“利益至上”“资本优先”的美式资本主义运行逻辑。在这一逻辑主导下，社会资源的分配并非以民众福祉为导向，而是围绕资本回报与利润最大化展开。
以去年7月生效的“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为例，该法案一边大幅削减面向底层民众的食品救济与医疗补助，一边为高收入群体推出更大规模减税政策，美国《大西洋月刊》称其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富向上转移”。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刊文说，“大而美”法案叠加关税措施，将在2027年前造成99%的美国民众收入下降，而最富有的1%群体则从中获益。
还有学者认为，“斩杀线”的存在与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取向有一定关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哲指出，“斩杀线”体现了美国社会信奉“赢家通吃、输家出局”的丛林法则，这背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全面渗透。在此规则下，政府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并非守护生存尊严的人本理念，而是要“保障资本完整性”。
此外，美国政客也缺乏直面并解决民生困境的意愿和动力。以去年长达43天的美国联邦政府“停摆”为例。共和、民主两党官员和议员以医保福利支出为借口，竞相推进各自的政治议程，上演一出党争闹剧，导致面向4000多万低收入人群的食品救济项目中断、大量联邦雇员无薪度日。
美国政治组织“林肯计划”联合创始人里德·盖伦表示，这些官员和议员“缺乏政治上妥协和斡旋的动力，也不愿寻求服务美国民众的解决方案”。正如曾担任艾奥瓦州联邦众议员的格雷格·丘萨克所说，美国底层民众往往因富人或掌权者的蔑视而被剥夺权益，“这个国家从来都不是穷人适宜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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