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龙言论为何成极右派泄愤诱饵!马克龙言论为何成极右派泄愤“诱饵” 社交媒体时代的愤怒诱饵。临近年末,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公布了2025年的“年度词汇”:“愤怒诱饵”,指刻意发布引发愤怒等强烈情绪反应的内容以换取点击或曝光。这个词力压“光环营造”,成为英国人眼中最能体现时代情绪的关键字。

有趣的是,牛津版本的“年度词汇”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法国的一场风波。总统马克龙表达了对社交媒体上假信息泛滥的忧虑,并释放出试图进行规制的信号,结果引发了极右派和右派的一连串批评,指责总统想要建立奥威尔式的“真理部”。马克龙的言论成了极右派发泄愤怒的“诱饵”。

与此同时,距离下届总统大选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有意逐鹿爱丽舍宫的候选人陆续浮出水面。其中风头最劲的是极右派“国民联盟”党主席巴尔德拉,正在全法范围内巡回为自己的新书造势。一项民调显示,如果立刻举行选举,他将碾压无论左右的任何一位对手,轻松当选下任法国总统。这位年仅30岁的政治新星,其光环迅速盖过了自己的政治导师马琳·勒庞。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的“愤怒诱饵”和2024年的牛津热词“脑腐”实际上一脉相承,都聚焦于社交媒体对人类心智的扭曲和戕害。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欧洲多国开始酝酿通过“数字成年”立法等手段对社交媒体加以限制。澳大利亚甚至更进一步,12月10日通过网络安全法修正案,将合法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定为16岁,开全球先河。这种强制手段是否有效仍需观察,但它至少说明社交媒体及其算法所引发的问题已在部分欧美国家引发反弹。
短期内,法国和欧洲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在社交媒体和算法黑箱尚未受到严格监管时,它仍然按照自身逻辑“野蛮生长”,叠加了欧美围绕数字巨头的博弈,特别是在“特朗普2.0”的背景下,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与极右思潮、民粹主义上升势头结合在一起,保守派富豪着力打造媒体帝国,“言论自由”被极右翼话语所挟持,这对政府的有效治理和政治稳定性构成了严峻挑战。
从2024年6月解散国民议会以来,马克龙在国内的声望显著走弱,民意指数跌至上任以来新低。因此,他在大多数内政议题上保持低调,尤其是最为敏感的预算案上,放手由总理在议会运作。然而,从11月以来,马克龙小心翼翼地重返内政议题,选择“社交媒体角色”作为增强能见度的阵地。他在多地展开巡回座谈,讨论“面临社交媒体和算法挑战的民主”为主题,提出设立“数字成年”门槛、取消网络用户的匿名特征、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承担监管责任并提升算法透明度等措施。
在图卢兹的首次座谈中,马克龙隐然指向了保守派富豪文森·博罗雷控制的庞大媒体集团。这个传媒帝国背后的政治诉求越来越难以掩饰,呈现出明显的“右倾化”甚至“极右化”的特征。《星期日报》和CNews等媒体纷纷跟进这一论调,指责马克龙“滑向极权主义”,想要“扼杀自由”,通过建立一个“真理部”来让媒体与其保持一致。
面对突如其来的汹汹众议,爱丽舍宫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还击策略。马克龙明确否认会为媒体创建“政府标签”,强调区分真假信息不是政府的工作,而是自由媒体通过驳难和验证来完成的工作。从客观效果来看,“媒体标签”成了马克龙提出的一个“愤怒诱饵”,但纵观整个政治态势,很难想象这是他的本意。
巴尔德拉在距离2027年总统大选还有一年半之际,已经展现出对外碾压对手的气势。他出版了两本书,《我在追寻什么》和《法国人想要什么》,这些书籍是典型的选战文宣作品。巴尔德拉拥有近乎素人的“干净”履历,最大的优点和弱点都来源于这份“干净”履历。批评者质疑他没有任何管理企业、地方和中央行政部门的经验,但他本人辩称自己没有在参议院里养尊处优三十年,也没有让国家背上巨额债务。选民似乎也很吃“清新形象”这一套,在一份民调中,如果在政治人物中选择一位作为度假伴侣,巴尔德拉的受认可程度远远高于其他政治人物。
巴尔德拉的“光环营造”似乎已经获得了良好效果,但这种光环仍然要面临来自两个方向上的考验。一方面,极右派在此前历次大选都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态势,目前的高人气在很大程度上是选民对当下局面表达不满的情绪性反应;另一方面,法国当代极右派始终有高层内讧的传统,巴尔德拉和马琳·勒庞之间也不乏微妙互动。
马克龙关于规制社交媒体所激起的“愤怒”,关键在于“文化战争”。极右派对“媒体标签”的愤怒,真正的要害不是政府权力或者“真理部”,而是他们认为左翼分子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如果这个经授意成立的“贴标签”机构不是政府、而是由专业媒体人士组成,对他们更不利。万一日后政权易手,让政府在媒体界施展雷霆手段“拨乱反正”,大概是极右派并不反对的愿景。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新著《智人之上》中曾提出警告:我们必须重新理解“信息”的本质,不能一厢情愿地将它和“真相”绑定在一起,而忽视信息本身(哪怕是虚假的)具有的动员能力。当信息反映真相时,固然可以具备改变世界的力量;但当它不反映真相时,改变世界的力量同样不遑多让。
百年之后的2020年代,前所未有的技术工具创建出一个几乎完全不同的媒介环境。人性幽黯之处,也比百年前暴露得更加充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简单地恪守“更多言论”作为对抗谬误信息的唯一法门,不啻为信息洪流中的刻舟求剑。缺乏规制的“更多言论”,就像赫拉利所分析的“魔法师学徒”,用一句简单的咒语召唤出自己所无法控制的力量,却很难收拾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更多言论”无法保证不是更多的泥沙俱下,今年的牛津热词“愤怒诱饵”便是一个典型例子。马克龙言论为何成极右派泄愤“诱饵” 社交媒体时代的愤怒诱饵!马克龙言论为何成极右派泄愤诱饵
未来对人心的控制工具,恐怕不是奥威尔式的有形“电幕”,而是无形算法中的“猜你喜欢”、“猜你讨厌”、“猜你害怕”……而这些要素正是“博罗雷系”媒体以“言论自由”为名义所着力捍卫的。在掌握巨大算法力量的数字巨头和愈发原子化的个体用户之间,民族国家的角色固然需要警惕,但也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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